忆先父赵渭宾烈士

赵世诚
 

　　先父讳渭宾，字象贤，1894年生于四川成都。“七七事变”前夕，先父在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任少将参谋长，在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前夕的滕县抗日战役中，与王将军一起壮烈牺牲。1985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先父为烈士。为了追忆先父生前事绩，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一一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申请借出存放在本人档案中的一封信。这是1937年先父走上抗日最前线的前夕在山西太原寄给我的信，信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他对战局的看法和对我们兄妹的希望。几个月后，先父即在山东为国捐躯，此信竟成为对我们兄妹的遗嘱。这封信我一直保存在我身边，直到1956年我入党时才交给党组织。原信（原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全文如下：

　　铁松(注：我的乳名)：出门因在行进中，未得家中一信，甚念！你学校的通知到了么?望你告诉我。
　　到陕即催促前边，西安行营说到太原就可补充，到潼关等部队过河及孙军长来陕，又被催得要死，到了此地，仍一无所有，阎(锡山)的新炮新枪，均运到后方去，晋军则望风而逃，十五万人现只剩两三万，余均把枪带回家了，这种残余军阀的可恶，真是太无人心到极点了。
　　我们奉命增援娘子关方面，受孙连仲指挥。根子关一带是山地，倒还可守，不过川军的枪等于零，重轻机枪均土造，不能连发，没奈何，只有以血肉去与敌人机械化部队的飞机、炮火碰，结果之如何，不问可知了。
　　平汉线方面已退用彰德，整个的河北已入敌手，从石家庄到彰德沿途都有道路可以进入晋南，以威胁太原，太原有失，根子关更极暴露，最后的追珞尚不知在何所，前途茫茫，也不愿再焦虑了。
　　所幸娘子关南翼，是红军的刘伯承师，我已同他们接洽，约有联络。红军之善战，红军之努力，真使东北军、绥军、陕军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话说：红军又会打仗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但是扰民，晋陕军又不打仗可扰民，就可见一斑了。
　　因为刘汝明、万福麟、李月民膺这些家伙，使敌人把中国军队看得一个钱不值。它（指日军，编者注）很少部队硬和我们干不稀奇，它连后方都不要，还是一往前进，向着一点攻击，它以为中国军队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溃退，所以在忻口的敌人，它的联络虽被红军截断，却仍然向我不断攻击。可恨这些军队都是私人的工具，都无协同作战的精神，所以才使敌人骄傲自信到这样子。
　　红军改编后，中央原意把他分作三处使用，经他们再三要求，乃发表为第八路军，在山西境内作战，但仍然一师在晋西北，一师在晋东北，一师在晋西南，各发挥他们巧妙的勇敢的游击战术。
　　我在西安会李一氓不遇，蒙林祖涵先生接见我，并与我写信介绍周恩来、彭雪枫，今天往会周，到五台总部去了，只会见彰，他说，前线红军除了得点中央的子弹外，一无补充，他们全靠俘虏敌人的粮食作粮食，他们把山西民众发动起来，同他们一致，所以他们敢于深入到雁门以北去。
　　从侯喜起，沿途都听到红军的德政，不只是人民，中央军也悦他好，也称赞不已。到了太原，人民团体还公请周恩来同丁玲讲演游击战术，他们到一处，也即集合民众演抗日的爱国戏剧，这些自然都是别的军队所望尘莫及，自然只有让他出风头了。
　　我为什么同你写这么详细?就是要使你知道现在已是万恶的军阀总崩溃之一日，民国廿六年的总结算，恐怕快要到了。同时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民众心理上所建主的很大基础，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
　　你现在一切也不必问，埋着头只去读你的书，只要学成一健全工人健全技术家，我也就无恨了，况且你学的技术正是未来抗战必需的工具呢?
　　我的安危，我自己晓得，这么多人都牺牲得，我又怕什
么，可惜我的体力不顶强，不能参加红军去作战，否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说这些话，不必使祖母知道，你也不必向人说，自己有一目标，有一志愿，且把目的地走到再说，反正你们的造就比我好，你们的前途自然也比我好，你们的幸运自然更比我好了。
　　我不幸生在过渡时代，自己又无毅力打破坏境，始终受环境的支配，以至今日，我也无怨，不过要使你们弟兄晓得，就不负我的苦心了。
　　原说今日上车，因车不够，迟到明日，一个人无事，提笔随便同你谈谈，并没有其他意思，不要误会。
　　来信仍交太原正太街安仁里32号苏宅122师留守处转。
　　代我问祖母及刘外婆安好。

　　　　　　　　　　　　　　　　宾　十、二四、夜于太原

　　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失声痛苦。为先父过早去世而哭，为先父奋斗一生而未能亲见统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哭。……也不仅使我回忆起了历历往事。

　　先父于1894年（甲午）出生于四川成都，先祖父是当时官办的制革厂职员。先父童年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多难之秋，中华民族濒于危殆。入学校后，得到当时已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成都著名学者李培甫、视祀怀诸先生的教育，深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常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议论，少年时就埋下了“以身许国”的根。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革命政权为防备清廷残余势力，组编学生进行军训，成立学生军，先父年己18岁，即毅然参加，次年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1914年，他在军官学堂第二期毕业，到属于国民党系统的熊克武部队任职，初任讲武堂教主宫。1920年转入部队，在熊部第一师(师长喻培橡)任少校参谋。1924年随喻师参加讨贼(曹混)军，部队屡为北洋军阀在势力所窘，被迫退出四川，驻防于贵州、湖南一带.不久，孙中山先生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五省联军副总司令，准备北伐，先父调任喻师参谋长。之后，凭同学同事关系，在四川军界中担任幕僚职务，先后在二十八军十一混成旅、川康边防军第二师、第三师、四十一军一二二师等部队任参谋长职，直到1937年出川抗战。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性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进步书籍，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河上肇、巴格达诺夫、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以及少数马克思原著(如李一氓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都是1927年以后出版的，在当时算是禁书。这些书是在先父阵亡后，我清理遗书时发现，都是先父阅读过的。
　　七七事变前后，先父在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任少将参谋长.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先父的以身许国抗拒外侮的思想也日趋成熟，很自然地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先父阅读了大批有关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我当时正值暑期回家，先父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命我到生活书店去购买，“八三”以后，在全国人民同仇敌怕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先父与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毅然请缕杀敌，抛家别子，奔赴前线。
1937年12月，敌军占领济南，其后续部队陆续在青岛登陆，山东战局日趋紧张，1938年初，先父随王铭章师长奉调由山西转赴山东前线。3月初旬，日军矶谷师团由津浦线向南进犯，企图攻占徐州。王铭意将军奉命固守滕县。从3月14日起，敌军即开始全线进攻，我军奋勇迎战，虽然阻住了敌军，但由于装备劣，死伤惨重。到3月17日下午，敌军已占领滕县南面城墙和东关，王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至5时许，西、南两面城墙我军死伤殆尽，陷于敌手，敌人从城墙上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射击。王师长率部突围夺路不成，乃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指挥作战，这时敌军已占领西门城楼，继续向前迫进，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师长和先父及其他随从人员乃利用城墙上的电线缝城出去，准备到火车站去指挥布置在那里的一二四师三七二旅继续与敌人搏斗，不料刚走到西关外电灯厂附近，即被西门城楼之敌军发现，一阵机枪扫射，王师长腹部中弹，伤势危殆，先父中弹倒入城壤，当即牺牲，王师长旋因伤重气绝。同时中弹牺牲者还有一二二师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塘等十余人。这时已近黄昏，少数幸存者乃利用黑夜突围，绕道微山湖转至后方。
　　王师长和先父阵亡后，集团军首长曾以重赏寻求忠骸，直到当年四月，才在当地群众协助下被红十字会人员找到。王师长的忠骸随即运回四川，先父的忠骸未能运回，在滕县就地安葬。
　　从1938年到现在已经54年，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54年里，我们的祖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啊！你生前向往的、追求的新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祖国除台湾外早已统一，封建军阀已被消灭，中华民族已列入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再不会受人欺侮了！你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遵照你的教导，都献身于祖国国防建设事业，成为国家的高级技术干部，并且都入了觉。你英灵有知，应当含笑于九泉吧！